李英辉

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第二回中写道：东京桥下做药材生意的董将仕写了一封举荐信，将那高俅推荐给了小苏学士，小苏学士又将高俅举荐给了当朝驸马都尉王晋卿，因缘际会，高俅又被当时的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选中为侍从兼毽球玩伴，在徽宗的大力提携下，高俅最终平步青云，直至东京殿帅府太尉，权倾一时，炙手可热，由于作恶多端，有幸成为《水浒传》中四大奸臣之一（其余三人为蔡京、童贯、杨戬）。

在举荐高俅的人中，其余都有名有姓，只有这个“小苏学士”有姓无名，那么施耐庵意指何人呢？是不是苏轼呢？苏轼是不是真的举荐过高俅呢？

古人称人姓氏加上官职是一种习惯，也是对其人的尊重。北宋神宗、哲宗以及徽宗时可称苏学士的人，除了苏轼外，还有与苏轼同时期的曾任观文殿大学士的苏颂，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指苏轼；既然称为小苏学士，那么“小”当相对“大”或者“老”而言。有人盛赞苏洵、苏轼和苏辙：“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。诗赋传千古，峨眉共比高。”那么苏轼相对其父苏洵而言就可以称为“小”了；但苏颂也具备此条件，因为苏颂的父亲苏绅与苏洵乃同时期人物，而且苏绅还官至翰林大学士，苏洵却没有任何“学士”头衔，故而从“小苏学士”这一称呼的字面意是无法确认施耐庵到底意指何人的，而且苏颂后来还和苏轼认了本家，这就使得小苏学士的身份越加扑朔迷离了。

笔者依然倾向于其人乃苏轼，且苏轼真的举荐过高俅，理由如下。

其一，北宋时因科举取士，“文科”才是有发展的主业，故而除了官职的因素外，在习惯上倾向于称以文学见长的人为“学士”。苏轼与苏颂虽然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，但苏轼更以文学见长，是著名的文学家，时人及后人惯于且乐于称其为“苏学士”，不仅如此，这种倾向还导致把与其关系密切且颇受其影响的秦观、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等四人称为“苏门四小学士”；苏颂虽也通经史子集，但是其见长之处乃天文和药物学（此类学问在当时被视为“杂学”），是科学家，如果说苏轼类似今天的文科生，那么苏颂就类似今天的理科生，所以苏颂被后人称小苏学士的可能性很小，所以施耐庵笔下的小苏学士就是意指苏轼。

其二，没有任何现存资料表明苏颂曾举荐过高俅，却有资料记载苏轼曾经不止向一人举荐高俅，且该资料虽非正史却可信度很大。倘若正史中有详实的高俅生平事迹，我们尽管可能会表示怀疑，也会把正史作为第一参考证据，但遗憾的是元朝人修订的《宋史》并没有高俅的专传，根据散见于《宋史》中的零星且少得可怜的记载，知道高俅确实是宋徽宗的“幸臣”，他获罪的主要原因是“败坏军政”——因为他主管军事，却没能阻止金兵入侵，但他没有被列入“宣和六贼”中，可能与蔡京、童贯、朱勔、李彦、王黼、梁师成等五人相比其奸恶程度及影响力只是小巫见大巫。正史已经不可考，那只能退而求野史了。南宋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卷七写道“高俅本东坡小史（仆役一类）”。《挥麈后录》中说：元佑八年（1093年），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被贬到中山府，临行之前为安置高俅曾把他推荐给曾布。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，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，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情，应该比较可信。不过曾布并没接纳高俅，“以使令已多辞之”，于是苏轼才把高俅推荐给了王都太尉王晋卿。

其三，有佐证表明苏轼向驸马王晋卿举荐并要求安置仆役乃合情合理之事。苏轼与驸马王晋卿关系极其密切，并为王晋卿作过一篇《宝绘堂记》（王晋卿以此堂储存书画）。宋代邀请名人为所兴土木作记乃很平常之事，如滕子京邀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。既然平常就不足以说明苏王二人关系之好，我之所以说苏王二人关系密切，是由《宝绘堂记》的内容判定的。在这篇记中，苏轼开宗明义，直接提出自己对书画等外物的看法“君子可寓意于物，而不可留意于物”，意思是君子可借助外物寄托情怀，但不可沉溺其中，玩物丧志。考虑到王晋卿的身份、官位，倘若苏轼与其关系一般，他一定不会冒昧地以告诫的口吻警醒王晋卿。苏轼还在这篇记中现身说法，以个人对书画的经历和感受劝诫王晋卿，谆谆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苏轼既然与王晋卿关系如此之好，那么向王晋卿举荐一个自己的仆役，要求王晋卿为自己的仆役安排个工作自然在情理之中了。

如此说来，在高俅的发迹过程中，苏轼竟无意地起到了帮助作用，不知后来面对“败乱军政”的高俅，苏轼会做何感想。